文明探源丨佛寺映千年，莫尔寺遗址见证丝路文化交融

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(fēngfù)和繁荣(fánróng)中华文化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(de)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并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。 这座古代佛寺(fósì)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(gùshì)？ 双塔见证(jiànzhèng)千年佛寺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0多公里处莫尔村(chùmòěrcūn)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(xiǎnyǎn)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印章盖在(zài)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(mòěr)”，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(sǒnglì)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复原模型(móxíng)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(lái)虽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(tāntā)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(chíxù)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惊喜。“第一次(dìyīcì)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(shàng)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工作的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(liǎngzuò)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(jiàndào)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(máicáng)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布局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6年间，在考古(kǎogǔ)人员手(shǒu)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(fúchū)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踏(tà)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。 “莫尔寺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(jiān)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(yuánsù)。”肖小勇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(yìshù)在此地(cǐdì)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佛塔（圆塔）是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(tuóluó)传统的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(yǐjīng)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(dàxíng)台基(táijī)构成的方形实心(shíxīn)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比(bǐ)位于河北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(jiǒngyì)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(gōngyuán)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(hé)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(de)礼拜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向以具有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，寺院建筑被毁后废弃(fèiqì)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(kě)看出(kànchū)中华文化(wénhuà)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实证(shízhèng)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西部地区(dìqū)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(qīngchǔ)、保存较完整的(de)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(kòngbái)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(duōyuán)并存的和谐格局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。 佛教诞生于(yú)印度，传入新疆的(de)时间说法不一(shuōfǎbùyī)，主流观点是公元前(gōngyuánqián)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(xiàlái)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(sìdà)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(fótǎ)、佛殿和僧房等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(yízhǐ)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文字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(dìèr)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(chūbù)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(kǎogǔ)(kǎogǔ)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以来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(yǔ)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(kètí)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在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(bùzhì)探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(shǒu)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的疏勒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(rénmen)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(huángniú)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(xìnxī)更(gèng)丰富，文献里干瘪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(yǒuxuèyǒuròu)。 “以往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(shùjù)结合遗迹遗物(yíwù)，提供了(le)考古证据：在公元(gōngyuán)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(xùxiě)交融故事 对考古(kǎogǔ)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(wèi)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(wénwù)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，专家(zhuānjiā)根据部分残块分析，莫尔寺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(tiējīn)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(dàfódiàn)很有可能与武则天(wǔzétiān)时期在疏勒镇修建的大云寺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喀什(kāshí)莫尔寺遗址出土(chūtǔ)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，“疏勒(shūlè)亦有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(yīhànsēng)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(tiānshānnánběi)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稳定(wěndìng)发展奠定(diàndìng)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(rènwéi)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(yǔ)当地(dāngdì)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(yǒu)了更多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(yízhǐ)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(yīngwèi)重要农耕区。此外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(jùlí)约5.2公里的汗诺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(háiyǒu)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(nián)11月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(xiǎo)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2024年10月,《莫尔寺遗址(yízhǐ)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(pīfù)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(de)旅客(lǚkè)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时(shí)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(wénwùjú)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展示(zhǎnshì)，全面、准确阐释(chǎnshì)其历史文化价值(jiàzhí)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(jí)文物保护、研究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(wénzì)记者：潘莹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(guōyù)、冯筱晴